時代話題 總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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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長陳宗清牧師於印尼荅里島第八届福音大會研討會上發表“如何面對基督教文化潮流中的宣教困境”,此PDF檔為信息的圖片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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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去基督教”文化潮流中的宣教反思 陳宗清
過去半世紀來,無論在東方或西方,世俗化是沒法避免的趨勢。環視四周,許多人在思想領域中尋求更大的自由,盡力遠離傳統的信條。近代歐洲歷史,不少戰爭與衝突都和宗教有關,1 為了防止類似的事件,教會被排拒在政治圈之外,甚至逐漸被孤立。
二十世紀人文主義在美國日漸抬頭,進而對基督教大肆批判,以致原本受基督信仰薰陶的地區,逐漸變成多元文化匯集的所在。如今,美國主流思想早已告別保守的傳統信仰,被自由主義和世俗主義所駕馭。歐巴馬總統2009年4月8日在土耳其的新聞發佈會上宣稱,美國不是基督教的國家。
薛福(Francis Schaeffer)早在四十幾年前就痛心地指出,西方到了二十世紀中葉,已完全放棄基督教對「真理」的看法,而那是一切問題的癥結所在。傳統認為真理是絕對的,這是建立在聖經的預設上。可是大約在1890年,歐洲的觀點發生了戲劇化的轉變,真理不再是「絕對的」。在美國,這情形延後45年發生。大體而言,1935年之後,西方世界對真理採取相對性的思維,基督教信仰被邊緣化,薛福把它視為「絕望之線」(the line of despair)。2
東方文化向來是由異教(非基督教)或民間信仰主宰,但由於全球化的浪潮,物質主義、消費主義、科學主義使愈來愈多東方人的思維與生活形態不具任何宗教特徵。
世俗化的傾向使福音的傳揚遇到重大的阻力,讓教會的成長面臨困境。過去三十來,抵擋基督信仰的普羅大眾文化思想,最主要來自四方面。
1.後現代主義的橫行
傅柯(Michel Foucault)、德里達(Jacques Derrida)、李歐塔(Jean Francois Lyotard)這些大師們對傳統宗教的批判,不論是宗教權力說、解構主義、或是否定「宏觀敘事」等看法,都讓人對基督教持懷疑的態度。不僅如此,後現代主義認為,人根本沒法知道客觀真理的存在,3 更不用說是掌握這些永恆不變的真理,結果人只能在虛無中度日,在混沌中揣摩人生的不確定性。
2. 宗教多元主義的誘惑
二十世紀下半葉,洲際之間的移民相當普遍,大都市中不同宗教的信眾充斥。既然種族文化各具特色,無法比較優劣,有人便主張所有宗教各有所長,都是鼓勵人尋求真善美。希克(John Hick)與奈特(Paul Knitter)是宗教多元主義最富盛名的倡導者,他們以為,每種宗教或傳統只掌握部分真理,無法洞悉一切真理的實貌。
3. 世俗主義的高漲
世俗主義和世俗化有所區別。前者是相對主義和進化的樂觀主義所揉和的各種現代自然主義,而後者只是描述現象,並未給予評價。世俗主義必然趨策人遠離傳統的基督教信仰。卡森(D. A. Carson)一針見血地指出,事實上,世俗主義本身已形同一種宗教,強烈擁護它自己所主張的「終極之善」,標榜它的信仰系統,也建立了它的倫理規範。4
4. 新無神論的崛起
新無神論是由美國《連線雜誌》(Wired)在2006年倡導而流行的。5 從2004至2008年,有六本書在西方大為暢銷,由五位作者所撰:哈里斯(Sam Harris)、鄧耐特(Daniel Dennett)、道金斯(Richard Dawkins)、司丹格(Victor J. Stenger)和希金斯(Christopher Hitchens)。他們的主要論點為,當今科學的證據已不容許任何宗教的存在,且歷史上太多事件說明宗教對人類的危害。他們批判的對象針對基督教,衝擊了不少知識分子。
面對以上「去基督教化」的文化潮流,本文嘗試整理出過去二十年來西方基督教內的反省,說明從中衍生出的教會發展及宣教的理念,使基督的福音能繼續在罪惡橫行、異教叢生的世代中發光,引領人得著永恆的生命。
首先要澄清,神和基督是不會有困境的。主耶穌宣稱:「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,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。」(馬太福音16:18)保羅說:「然而,神的道卻不被捆綁。」(提摩太後書2:9)無論世界文化氛圍如何改變,基督的福音總能在險峻的環境中得勝。面對來勢洶洶的世俗文化,以下五方面宣教反思很值得華人教會參考。
一、以基督為中心的宣教模式 取代以教會或傳統為中心的模式
富勒神學院的教授范恩肯 (Charles Van Engen) 在1996年出版的《宣教在前進》(Mission on the Way)提到宣教的四種範式,6 第一種是多元主義所主張的「創造範式」,這模式為宗教多元主義者所贊同,強調沒有任何宗教可以獨佔絕對真理。第二種是包含主義所倡導的「普世救恩論範式」,主張在異教中也可以找到救恩,不過所有人最終都是因基督而得救。第三種是排他主義所主張的「教會中心範式」,常把建制性的教會視為人得救的範疇。第四種則是以傳福音為主的「基督中心範式」。
范肯恩認為,今天我們必須肯定第四種宣教範式,許可文化上的多元,對不同教會傳統採取包容的態度,但必須高舉基督的獨一性。換言之,我們不應把自己宗派的體制、形式或教義絕對化。這模式對文化某些內涵持正面肯定,但也洞悉其中因罪而來的負面影響;它要讓一切文化和宗教都尊「基督為主」,因祂是唯一得救的道路。這模式可以有效地開啟和其他宗教對話的管道,讓基督徒明白聖靈在所有文化和宗教中的作為。
二、發展宣教型的教會── 以紐約「救贖主長老教會」為範例
「宣教型的教會」(missional church)是指,當教會處於異文化或多元文化的環境中,整個教會事工的思考、設計和安排當以如何有效贏得周遭的人歸向基督為導向。1998年哥倫比亞神學院的庫德教授(Darrell L. Guder)主編《宣教型教會》一書,探討北美教會所面對的宣教挑戰,如今相關的討論在許多基督徒群體中正熱絡展開。7
蓋樂德(Craig Van Gelder)和芝薛理(Dwight J. Zscheile)認為,「宣教型的教會」必須把握以下四個概念:8
1.神是一位宣教的神,祂差教會進入世界。這觀念將差派的單位由教會轉為神。神的使命致使祂有了教會;而不是教會有個使命。
2.神在世上的使命與神的國度有關。這觀念意指神在世界上的工作比教會的使命更大,不過教會乃是直接參與在神的國度中。
3.宣教型教會是道成肉身式(與吸引式成對比)的事工,受差遣進入當今後現代、後基督教、及全球化的情境中。這觀念要求每個教會以宣教的心態進入當地的處境,讓教會的一切作為都以宣教的關切為模子。
4.宣教型教會內在的生命建造,專注在使每位信徒的生活成為投入宣教的門徒樣式。這觀念意指教會每個肢體都是傳道人,在建造全身的時候,當以門徒的靈命成長為栽培的焦點,使教會能更全備地投入神在世上的使命。
提摩太凱勒(Timothy Keller)是紐約救贖主教會(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)的創辦人,1989年神帶領他去曼哈頓建立新的教會。22年後的今天,他的教會成為當今城市宣教的楷模。9其實,在他去紐約之前,完全沒有城市佈道的經歷。從西敏寺神學院畢業後,他曾在維吉尼亞州牧會九年,於美國長老教會按立為牧師。
曼哈頓以暴力犯罪、毒品生意等大都市病態聞名,每平方英哩擠著七萬人,聚集不少藝術家和音樂家、忙碌的醫生、和每週工作80小時的華爾街上班族。凱勒大膽前往這個地區,以愛、智慧、和博覽群籍的知識,去面對各種挑戰。
凱勒的妻子開西(Kathy)與丈夫同心事奉,帶著三個男孩一起拓荒教會。他們持守幾個牧會原則。首先,絕對不談論政治。凱勒講道時總是顧及非基督徒的心態,努力從聖經中找到對信者和不信者都有益的內容。教會也在音樂和藝術上保持卓越的水平,並且鼓勵信徒去愛紐約,祝福這個城市。
凱勒的作法完全符合「宣教型教會」的原則,以致看見教會明顯的成長。從五十個人開始,到2008年時,主日崇拜已經達到五千人,在三個租借的場所聚會。根據紐約警察局的報告,北曼哈頓區,也就是救贖主教會聚會的所在,謀殺案件1990年有379件,2008年降低為43件;強暴案從482件減低到180件。
凱勒也注重植堂的事工。他們在大紐約市和世界其他地區,幫助175間教會植堂,採取同樣的事奉哲學,同時強調「慈善和服務」事工,把基督的愛散播出去。凱勒被無數人視為「最成功的城市佈道家」,救贖主教會被列為全美第十六有影響力的教會。
三、改變文化土壤的宣教策略
在撒種的比喻中,主耶穌清楚指出,聽道者可歸納為四種類型:一是路旁,二是土淺石頭地,三是荊棘地,最後則是好土。如此看來,永恆的道面對不同的對象時,總會有不同的結果。同樣,不同的文化對於基督福音的反應也會不同,這取決於所謂的「文化土壤」。宣教士在日本、中國、烏克蘭、巴西、法國傳道,因著這五個國家的文化不同,宣教果效也不同。
甚麼是文化土壤?簡單的說,文化土壤是指一個地區或國家經過若干時日所形成的特殊文化氛圍,它包括了價值理念、宗教傾向、族群意識、民主素養等等。例如,五十年前台灣的社會封閉,以佛教為主體的民間信仰獨領風騷,人們慣於到廟裡燒香拜拜、在家中擺設神像祭祀;若去基督教堂作禮拜,則被視為異類,違反傳統,行為忤逆。
唐斯(Tim Downs)多年在學園傳道會擔任傳福音的訓練工作,他深知「文化土壤」在宣教策略中的重要性。1999年他出版了《預約心靈沃土》(Finding Common Ground)一書,呼籲教會領袖要努力耕耘文化土壤,以致可以期待另一波豐碩的收割。他以自身的經驗為例,說明三十年前用「屬靈的四律」傳福音還頗有效,但到了九十年代,這種方式遇到許多從文化而來的挑戰,成效大大減低,因為文化土壤不同了。
過去一百年,神州大地由於種種變遷,社會與政經情勢動盪,明顯的影響人對福音的態度。二十世紀二、三十年代,基督教在知識分子的眼中是洋教,是「西方帝國主義的文化工具」,甚至1922至1927年爆發一連串反教運動,所以傳福音十分不易。文革時期,所有的宗教活動被迫停止,教堂遭關閉,當時的文化氛圍讓人以信宗教為恥,視為愚昧無知。然而,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後,中國的知識分子對共產主義、馬列唯物史觀的意識形態感到失望,於是對西方文化產生嚮往和追求,對基督教更是普遍存著正面的態度。很明顯,這三個不同的時期,知識分子對福音的態度有相當的變化。
美國社會學者柏格(Peter Berger)在他的名著《神聖的帷幕》(The Sacred Canopy)中,探討了「世俗化」的原因。他提出「合理性結構」(plausibility structure)的學說:某種概念不再被社會大眾接受,是因為合理性結構發生了變化,也就是意識形態和以前不同了。說穿了,也就是文化土壤改變了!為了要防止文化土壤變得對基督信仰不利,基督徒應積極地投入影響文化的行列。
毫無疑問,學術界和媒體是基督徒絕對不能忽略的兩個文化領域。過去三十年美國福音派學者在學術界上的努力,至今已有明顯的績效。洛杉磯拜歐拉大學(Biola University)莫能(J. P. Moreland)、瑞伊(Scott Rae)兩位哲學教授,九十年代初期就計劃為美國大學培養更多基督徒哲學教授。目前,在美國大學教哲學的老師中,竟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五的正統基督徒,這與三十年前只有百分之一的情形相較,真是天壤之別。10
另外,二十年前,基督教思想家暨社會學家金能斯(Os Guiness)曾大聲疾呼,神的兒女要主動獻身具影響力的美國媒體和新聞界。若有一個信徒到基督教電視台CBN工作,就應該要有二、三十位信徒進入CBS、ABC、或NBC等電視台,這樣,基督徒才有機會扭轉頹風敗俗。
假如基督徒在宣教上急功近利,只盼望「收割」,卻不在文化土壤上下功夫,防止文化氛圍變得更不利傳福音的環境,那麼後果將不堪設想。今天歐洲世俗化已達無以復加的地步,傳福音相當困難,因為文化土壤老早腐化,福音種子難以成長。因此,在期待任何一波福音的收成時,基督徒必須要先清除石頭、拔掉雜草、挖鬆土壤、施肥澆灌,否則即使我們殷勤撒種,恐怕成果仍極為有限。
四、以背十字架的精神投身社會與文化更新
2010年十月,南非開普頓洛桑會議中,11 美國牧師派博(John Piper)傳講主題信息,強調要默默背起十字架來面對苦難。接著,國際醫療隊的隊長之妻為過世的丈夫作見證,提起兩個多月前在阿富汗發生的慘劇,這是十字架道路會有的犧牲。
當耶穌最後一次進入耶路撒冷城時,周圍各種人群對祂有不同的看法和期待,但耶穌心中所縈繞的,卻是十字架的酷刑,所以祂說:「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,仍舊是一粒,若是死了,就結出許多子粒來。」(約翰福音12:24)這是詮釋宣教或教會增長最生動的經文。事實上,兩千年的教會歷史證實了這句扣人心弦的宣告。
第三世紀初期,北非迦太基的教父特土良寫道:「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。」這句話正好回應了上述耶穌的宣告。在教會誕生的頭三百年裡,基督徒以殉道者的精神,前仆後繼的擺上,雖然羅馬帝國的逼迫持續不斷,但到了第四世紀君士坦丁大帝時,福音卻在這龐大的帝國取得奇妙的勝利。
十八世紀末期,由威廉威伯福斯(William Wilberforce)所倡導的「克拉朋聯盟」(Clapham Sect),竭盡所能要改革當時英國的社會和政治,他們抱持著十字架犧牲的精神,使得十九世紀的英國社會出現一連串的更新運動,其中廢除奴隸制度更是在人類歷史上留下輝煌的一頁。
五、以整全的聖靈論面對宣教的挑戰
蕭馬可(Mark Shaw)在非洲肯亞作宣教士多年,曾在愛丁堡大學取得神學碩士,美國西敏斯神學院獲得神學博士。他長期研究普世基督教的發展,2010年出版《全球大覺醒》(Global Awakening),闡述神在世界各洲奇妙的作為。其中第八章描寫非洲過去三十年來的奮興與教會增長,這些無一不與聖靈超然的作為緊密相連。12
任何客觀嚴謹研究普世基督教的書籍,都會觸及「聖靈更新運動」帶給教會的祝福。二十世紀聖靈在普世大大的運行工作,著名的宣教學者巴雷特(David Barrett)在「普世聖靈更新」(The Worldwide Holy Spirit Renewal)一文中指出,自1900年起至二十世紀的末了,共有七億九千五百萬的信徒經歷了聖靈的更新。這種聖靈更新的工作,不僅在美洲白人的教會中,更是擴及至各大洲。
聖靈更新運動橫掃全球,在白人、非洲土裔、非裔美人、巴西及葡萄牙人、菲律賓人、華人、印度人、印尼人、韓人、拉丁或西班牙裔當中,都曾出現。根據《聖靈世紀》(The Century of the Holy Spirit)一書,作者塞南(Vinson Synan)的統計為,到公元二千年時,全世界的人口共計六十億餘,而基督徒的總數為十九億九千萬餘,其中天主教徒佔十億餘,而受聖靈更新運動影響的基督徒達到五億三千萬。換言之,全世界有五億以上的基督徒投身在這股浪潮中。13
使徒時代,教會也無異置身於「去基督教文化」的氛圍中,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主要是受希臘文化、宗教和羅馬皇帝崇拜所影響。可是主耶穌在升天之前卻告訴門徒說:「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,你們就必得著能力,並要在耶路撒冷、猶太全地、撒瑪利亞、直到地極,作我的見證。」(使徒行傳1:8)
結語
目前,英國最大的教會「王道國際基督徒中心」(Kingsway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entre)在週末有好幾堂崇拜,通常總共有一萬兩千人參加聚會。14 不僅如此,這間教會在倫敦和奈及利亞已經建立了十間分會。這間教會的創始牧師阿實摩洛窩(Matthew Ashimolowo)是奈及利亞裔黑人,他原本為伊斯蘭教徒。
2005年聖誕節,蕭馬可參加了這間教會的聖誕節崇拜。阿實摩洛窩以路加福音第一章來宣揚聖誕節的信息,他認為,基督是聖誕節的第一個神蹟,而我們這些基督徒則是聖誕節的第二個神蹟。整篇信息圍繞著37節「對神而言,沒有一件事不可能!(For nothing is impossible with God.)」(註:和合譯本譯為「因為出於神的話,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。」)這是阿實摩洛窩的事奉哲學。在面臨「去基督教文化」潮流的今天,我們仍然深信,對神來說,任何環境絕非是「宣教困境」,祂總是能讓我們看見「出路」,因為沒有一件事,祂無法成就!
作者為恩福文化宣教使團會長,本刊主編
註:1. First Things 64 ( June/July 1996): 27-32。 2. Francis Schaffer, The God Who Is There, 14-15頁。 3. 麥卡倫等著,《解毒後現代》,33-47頁。 4. D. A. Carson, Christ & Culture Revisited, 117頁。 5. 參《恩福雜誌》37期,(10, 2010): 14-18。 6. Charles Van Engen, Mission on the Way: Issues in Mission Theology, 169-187頁。 7. Darrell L. Guder, ed., Missional Church: A vision for the Sending of the Church in North America, 18-45頁。 8. Craig Van Gelder, Dwight J. Zscheile, The Missional Church In Perspective: Mapping Trends and Shaping the Conversation, 4頁。 9. Tim Stafford, “How Tim Keller Found Manhattan,” Christianity Today, (June 2009):20-26。 10. Agnieszka Tennant, “Masters of Philosophy,” Christianity Today, (June 2003):46。 11. 王東,「洛桑會議札記」,《杏花雜誌》,2010第四期:38-48。 12. Mark Shaw, Global Awakening, 159-175頁。 13. Vinson Synan, The Century of the Holy Spirit, 372頁。 14. Mark Shaw, 159-160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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